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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6 03:14:47 来源: 福州家居网

5年前,张悦然在上海书城签售自己的新书《誓鸟》时语出惊人:“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80后’。用年龄来给作家分类,不是件很可笑的事情吗?”她坦言自己对“80后”概念的反感,甚至声称自己应该告别“80后”。然而日前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上,受邀出席的张悦然在应主持人要求作自我介绍时却绝口不提作品、奖项、教育背景,仅用“我是一位‘80后’作家”来概括自己,着实令人大跌眼镜。

这样的自白多少有些无奈,诚如张悦然的解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似乎被压缩、打包起来,以便于快速运输。无论乐意与否,‘80后’已经成为与我名字联系最频繁的用法。”看样子,这位曾经断言5年后“80后”称谓将会消失的女作家,如今只好再花上5年,等待被解开压缩的那一天。

怎成新物种

回想起来,“80后”一代人的文学出场还真有那么点开天辟地的意味:年纪轻,话倒不少,写尽都市浮华与青春感伤,一反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字上乱花渐欲迷人眼,市场上却总能掀起千层浪。同为“80后”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博士杨庆祥坦言:“在今年分别14岁和11岁。在为戛纳电影节60周年拍摄的短片《朱辛庄》和在电影《梅兰芳》中学术上,我找不到适当的方法来解读他们的作品,我觉得这是自己的失败,也是对自己所学专业的污蔑。”

也许正因这一代作家作品的标新立异与纷繁芜杂,人们无法从文学性上将其归类、定义,于是只留意到他们笔下的人物似乎都去星巴克喝咖啡,在哈根达斯吃雪糕,选择便利店买便当;而他们自己,可能都用苹果电脑、莱卡相机,甚至开同一个牌子的跑车,便索性找到作家所共处的年龄段来概括这种共性。也难怪张悦然抱怨:“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同质化,就像肯德基、麦当劳多得不足为奇,这类标签也就丧失了意义。”

同伴在哪里

“‘80后’一代人似乎不存在‘群’的概念。虽然我被归为‘80后’,可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同伴在哪里。”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演讲台上的张悦然言语略带哽咽。她坦言自己羡慕台下苏童与余华并排坐着的亲密无间,深受几位作家的影响,而在“80后”作家群体中,能够找到的交集越来越少,共同看过的书可能不超过5本。

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谢有顺教授也认同“80后”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据他“爆料”,同为“80后”作家,同样接到此次研讨会的邀请,有着“打工诗人”之称的郑小琼第一反应是冲到并且有稳定收入的站需要实行跨越发展做参考火车站买一张从广东到上海的站票,文笔轻灵感情细密的张悦然则直接询问主办方:“能不能让我住单人间?”而获得过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奖的唐睿告诉,很想参加,又很想逃避,很想见到偶像苏童和许子东等作家、学者,又很担心给他们留下恶劣印象。也发现,研讨会上太长的演讲内容被计时铃声无情掐断的尴尬,一直让这位香港“80后”作家耿耿于怀。仅几位参与研讨会的“80后”作家之间差异尚且如此,谢有顺指出还有更大的隔膜存在于他们与大时代下那些身为农民工、住着铁皮屋的“80后”之间。

个人难挣脱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存在的是‘我们’,而不是‘我’,不是‘我的作品’,也许还是我的作品写得不够好吧!”张悦然像是在自言自语。郑小琼发言前那个深深的鞠躬大抵饱含着她对文学的敬畏。她提到:“在这个马甲横飞的年代,穿上什么马甲不重要,马甲之下的文本本身才是值得关注的。”“80后”作家似乎想通过一己之力挣脱捆绑在这一代人身上的绳索。

不过,“打包”现象或许不怪这一代人,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这么认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宋炳辉指出:“络文学爆发的时候恰好是‘80后’作家开始写作之时,这层重合值得关注。”巴金研究会秘书长周立民揣测:“大抵是文学作品生产机制在新时代的转变在作祟,以读者为中心取代以作者为中心。”谢有顺则分析道:“如果以十年为一代,‘80后’的前5代作家主要是被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共同塑造而成的,而完成‘80后’作家出场的三股力量却变成了迥然不同的出版社、媒体和读完蛋了”者见面会。”或许,“80后”共同背着的包袱终究需要时代来为他们解开。

(:郭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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